刘煜辉：算一算政府的真实负债水平

　　刘煜辉(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中金总是能获得一些比较精确的内部信息。据他们的最新报告，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除票据外)约为7.2万亿元，其中2009年新增额为3万亿元。预计2010年和2011年后续贷款约为2~3万亿元，如此算来，2011年末将达到10万亿元左右。10万亿元地方政府负债约占我国2009年GDP的1/3，相当于国家外汇储备的70%。

　　也是中金认为，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言过其实，过于夸大。

　　2009年，中国国债余额大约为6.2万亿(考虑了中央代发的地方债)，外债余额3868亿美元，合计相当于当年GDP的26%，处于国际较低水平。即便加上这7.2万亿的平台负债，合计占当年GDP的47%，仍处于国际上最稳健水平之列。这离主要经济体普遍高企的政府债务水平还相差甚远，因为美国、欧盟、英国都在80%~90%之间，希腊到了130%，日本接近200%。

　　如此看来，中国未来的财政举债空间还很大，平台债务似乎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为什么上上下下都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并没有一张透明、真实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我们很难对各级政府真实负债进行盘底。我们过去隐性的、没有暴露的真实负债或许太高，平台一下子上来几万亿，就把我们财政的未来腾挪空间逼到了墙角。

　　我们可以简单清点一下那些高悬的、没有进入统计的政府隐性债务。

　　如果去年新开工的政府项目需要继续而不想成为“半截子”工程的话，预计今明两年平台贷款可能要达到10万亿。也就是说，在2009年的基数上还需要增加2~3万亿的负债。

　　1998年以来，为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财务重组而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当时是接收了剥离的1.4万坏账。购买资金来源于两方面：6041亿元的人民银行再贷款，以及AMC向银行发行金额为8110亿的债券，均由财政部担保。

　　2004年和2005年，政府先后又对中行、建行和工行实施了第二次财务救助，从中国外汇储备中先后拿出600亿美元注入3家银行，总共剥离7300多亿元可疑类贷款和核销4500亿元损失类贷款。2008年以同样的方式从农行剥离不良资产8000亿。

　　2003年开始，花费大量资财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发行1378亿元专项票据，用于置换不良贷款。

　　这些坏账回收率极低(乐观估计也就在20%左右)，亏损是被挂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商业银行又一次延长了所持有AMC发行债券的期限(一期是10年)，但负债并没有消失。

　　对于这一部分，保守估算连本带息累计应该在3万亿以上。

　　公立高校近年累积的债务约2000亿;历年的国企亏损挂账，粮食棉花收购系统的亏损挂账，这一块不知道总量大概有多少，有些省高达三四百亿元;还有养老金空账问题，2004年，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给出的数据是2.5万亿。现在又过去了6年，不知道这个数据变成了多少。如果按照每年1000亿的速度递增，也应该在3万亿以上。如果把公积金、医保等存在的空账计算在内呢?

　　光可以盘算的隐性负债，可能在1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真实负债水平跟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家相比，其实并不低，我个人的保守估算应该在70%~80%。而这样的政府负债率，是建立在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政府还存在相当水平的“道义”负债。如政府承担的教育投入应达到GDP4%，但近些年平均只有3%，只算5年，也在万亿以上。按正常国家应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即使是低水平的，也应该惠及最需要保障的弱势群体，但在中国恰恰实行负保障，广大农民、非正式就业群体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缺口很大，如果要实现全民保障，按现有保障水平，将各项基本社会保障覆盖全，至少需要5万亿。按每年环保投入不足导致的损失计算，仅算5年，也在万亿以上。所以，中国的政府债务率与当下已经建立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率相比，显得问题更严重。

　　坦率地讲，中国政府未来财政的腾挪空间已经很小。好在中国有高达35万亿的国有资产，为政府将来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化解债务问题预留了想象空间。